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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人物丨《呼啸山庄》译者，百岁杨苡走了******

　　中新社北京1月31日电题：《呼啸山庄》译者，百岁杨苡走了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宋春丹

　　2023年1月27日晚，杨苡去世，享年103岁。

　　杨苡的书房里，挂着自己17岁时的照片。德国作家安娜·西格斯曾写过一部小说《已故少女的郊游》，杨苡常开玩笑地对望着这张照片的朋友说，其实这也是个“已故少女”。

　　这位“已故少女”、本名杨静如的《呼啸山庄》译者，已经走了。

　　在生命最后一年里，她每天仍在看报看新闻看电影，听喜欢的老歌。她喜欢听一首美国乡村歌曲《你是我的阳光》，每次她念出歌名，都能从中感受到一种自信的生命力。

　　翡翠年华

　　杨苡最喜欢讲述童年和少女时代的故事，一度想将这段生平写成回忆录，命名为“翡翠年华”。

　　1919年，她出生于天津一个大家族，父亲杨毓璋是中国银行行长，家有两位夫人、一位姨太太。虽然女儿出生两个月他就病逝了，但留下了可观遗产。

　　杨苡从小就很黏哥哥杨宪益，最爱跟在后面去逛书店。哥哥出去都是前呼后拥，看中了什么吱个声，佣人就上去付钱，大包小包拎着。杨苡每逢想要书、玩具或别的什么，就在后面拉拉他的衣服。杨宪益对这个小5岁的胞妹特别好，总是有求必应，对佣人吩咐一句“要这个”，就全解决了。

　　杨苡15岁时，杨宪益给她看了刚问世的《家》。她觉得巴金写的《家》和自己家很像，祖父都在四川做过官，都有老姨太。也是在杨宪益的建议下，1938年，她南下昆明求学，进了西南联合大学。

　　她前一年从天津中西女中毕业后保送南开大学中文系，因此进西南联大算是“复校生”。沈从文说中文系那些线装书会把她“捆住”，她听从建议进了外文系。

　　在巴金介绍下，杨苡在天津时认识了在南开中学教英文的李尧林。杨苡曾与他相约昆明见，但在巴金的大哥自杀后担负着养家重任的他最终没有出现。

　　杨苡参加了穆旦、林蒲等人组织的高原文学社，在一次活动上，“穿一件黑底小花的旗袍，外罩红色毛衣，美极了”的她吸引了学长、年轻诗人赵瑞蕻的追求。1940年，两人结婚。

1941年，22岁的杨苡和丈夫赵瑞蕻在西南联大。受访者、杨苡女儿赵蘅供图

　　她给李尧林写了一封信，说“你让我结婚，我听你的”，此后两人很长时间没再通信。后来他回信说：“我只希望有一天我们又能安安静静地在一起听我们共同喜爱的唱片，我这一生也就心满意足了。”

　　1945年，李尧林病逝。这让杨苡平生第一次感受到心被撕裂的感觉。多年后，她在《梦李林》(李尧林笔名李林)中写道：“好像曾有个人走进我的心里，点亮一盏灯，但没多久，又把它吹熄，掉头走开了！”

　　“只有这个本事来表示我们并不屈从”

　　20世纪50年代初，生活曾是安定而美好的。南京大学迁到鼓楼一带后，买下了附近一些房子分给教职员。赵瑞蕻分到了一座两层小洋楼的一层。

　　1953年，高教部派赵瑞蕻去东德莱比锡的卡尔·马克思大学任访问教授，教中国文学。得知孩子不能带去，杨苡就留了下来。

　　那几年杨苡不上班，在家里译书，履历表中填的职业是“自由翻译工作者”。就在这里，她完成了经典译作《呼啸山庄》。

　　她在中学时代就看过《呼啸山庄》改编的美国原版电影《魂归离恨天》，1943年在中央大学外文系借读时在图书馆读到了原作。此前，梁实秋曾翻译过这部作品，定名为《咆哮山庄》。梁实秋英文水平超一流，但杨苡总觉得译名不妥。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阵疾风呼啸而过，雨点打在玻璃窗上，宛若凯瑟琳的哭泣。灵感突然从天而降，她兴奋地写下“呼啸山庄”四个大字。

　　1955年6月，《呼啸山庄》由巴金的平明出版社出版，极受欢迎，但不久受到了批判。“文革”期间，因《呼啸山庄》和儿童文学作品《成问题的故事》《电影院的故事》被批，以及受哥哥杨宪益被捕入狱的牵连，杨苡一次次挨批斗。《呼啸山庄》也销声匿迹了。

　　1969年夏的一天，红卫兵提审她时要她交代和巴金的关系，因她不合作，狠狠打了她一记耳光。但她没有流泪。她说，我们都学会了绝不轻易流泪，因为只有这个本事，以此来表示我们并不屈从。

　　杨苡和巴金的通信始于1935年，彼时她手上一共存有23封巴金的信，后不得不交出。1972年，杨宪益出狱后，杨苡也被“解放”。这些信随之发还，一封未少。

　　杨苡继续在南京师范学院当教员。1980年，杨苡辞职。很多人劝她等定了职称再退休，她毫无留恋，痛快走人，以打过七五折的每月90余元工资退休。也因此，她一直没有职称。有人称她“教授”时，她一定要指正：“我不是教授，我是教员。”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杨苡一直记得，80年代初和中叶，是一长段美好的令人振奋的新时期。

　　1980年，她的代表译作《呼啸山庄》重回人们的视野，受到读者极其热烈的追捧。

　　《译林》杂志创始人李景端一手促成了《呼啸山庄》的再版。他告诉记者，改革开放后他所在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开始少量翻译出版西方国家当代文学作品，急需一部外国名著译作打响第一炮。但找人现译时间太紧，杨苡的西南联大同学、安徽大学教授巫宁坤向李景端推荐了《呼啸山庄》。李景端向社领导汇报后，社领导几乎没有犹豫，很快拍板。

　　第一版印刷1万册，很快销售一空。后来，《呼啸山庄》转由《译林》杂志发展而来的译林出版社出版，至今仍是该社的长销品种。

1980年版《呼啸山庄》。

　　1987年5月，《雪泥集——巴金书简》由三联书店出版，收录了巴金致杨苡的书信，包括发还给她的23封信，以及后来的通信，长短不一，共存60封。得知她手上有这么多与巴金的通信，她同学羡慕地说她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生命始于80岁”

　　晚年，杨苡喜欢在深夜看着透过窗帘流泻进来的月光回忆故旧。

　　白天，她大部分时间都宅在家里，就喜欢在家给老友写信。她会花大量的精力去整理这些信件和旧照片，这是她最珍视的物件。她爱写信，还好写长信，常常落笔七八页纸。与之通信者不计其数，有老朋友过世，她会将对方的通信寄给其子女。

　　她保持着早年教会学校的规矩礼数，有访客来要请对方用下午茶，送客要送出门外，穿衣要分场合，听音乐会、出去吃饭前都要洗脸描眉。

　　平日聊天，杨苡无论讲到什么都要引到哥哥杨宪益身上，觉得他无所不晓。2007年，92岁的杨宪益得了淋巴癌，却能配合医生做35次放疗。放疗后，他回到家，又能自由自在地吞云吐雾、在沙发上堕入他“从不公开的遐想”中了，还玩起了丢了很久的打油诗。

　　杨苡自豪地说，杨家人都不容易被什么疾病吓得魂不附体，都能做到“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或许正因为此，杨家有惊人的长寿基因。母亲享年96岁，杨宪益活到94岁，姐姐杨敏如活到102岁。

百岁杨苡。受访者、杨苡女儿赵蘅供图

　　近几年，杨苡每年都说：“我有预感，今年过不去了，更要抓紧了。”

　　她一直在为离世做着各种准备，与沈从文、巴金的通信已经捐给了博物馆，与邵燕祥的通信已经托人还给本人，大量的藏书要想好怎么送掉，房子最好也能捐出去。她不想留任何遗产。

　　她常自嘲地引用自己曾翻译过的一篇短文：“老朋友，请努力活到80岁吧，这是生命中最好的时刻。人们可以包容您的一切一切。您要是还有疑问，我就告诉您：生命始于80岁。”

　　1999年丈夫赵瑞蕻去世，那年，她正好80岁。她对家具、书籍和随处可见的娃娃总是突然有新主意，经常指挥保姆重新摆放一番。照片也在不断变换位置，但不论如何摆放，巴金和杨宪益的照片总是放在最突出的位置。

　　2022年9月12日是杨苡103岁生日。这一年，《杨宪益杨苡兄妹译诗》《杨苡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上集(杨苡口述、余斌撰写)和《天真与经验之歌》相继出版。她还有很多工作计划，要出版自传下集、诗集、散文集，整理手稿信件。9月26日，在公证处协助下，她正式办好了私房捐赠的法律手续，完成了挂心已久的一件要事。

　　她从不避讳死亡的话题，也从不失去盼望。她最喜欢引用《基督山恩仇记》里的结尾：“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当中：等候与盼望。”(完)

“二创”短视频如何与影视原作和谐共处******

　　作者：张歌东（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教授、中国电影剪辑学会短片短视频艺术委员会主任）

　　近年来，影视剪辑类短视频（俗称“‘二创’短视频”）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这些短视频节奏明快、剪辑手法新颖，受到短视频用户的青睐。不过，由“二创”短视频引发的版权争议日益突出。哪些“二创”短视频属于独创性作品？二度创作中，对原作品合理使用的边界在哪里？如何在尊重版权的前提下，发挥剪辑艺术的魅力，让“二创”短视频良性发展？如何建立起符合网络时代要求的版权授予机制？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从艺术创作角度来看，“二创”短视频有多种类型，既有简单粗暴的切条，如“剪刀手”视频，也有融入了UP主的自我理解、加工、评论的类型，如故事改编、电影解说、主题混剪、视频人物志、视频影评等，不同类型的“二创”短视频，“独创性”的成分相差很大。

　　因此，版权机制要在“二创”短视频中发挥作用，就应先厘清“二创”对原作品合理使用的边界。笔者认为，应从视频的剪辑程度、音频的改编程度、主题的改编程度、故事的改编程度等几个维度设定一个“二创指数”来判断到底是创作还是抄袭。其中的关键是，作者对影视原片素材的二度创作有无“创造性转化”，对影视原作的剪辑与改编有无“创新性发展”。因此，面对网络视听快速发展的现实，为推动短视频行业健康发展，在尊重版权的前提下，一方面应继续发挥剪辑艺术的长处，另一方面也应优化版权生态，构建起适合互联网时代的版权机制。

　　“二创”短视频迎合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碎片化的阅读习惯。这种“二创”作品在满足人们文化娱乐需求的同时，可能会削弱影视作品的完整性及艺术性。一些观众在观看了几分钟的电影介绍、解说、评论后，觉得没有必要再看原作，这也可能会对原作的市场收益造成影响。

　　但在笔者看来，我们不必将“二创”短视频与影视原作完全对立起来。对一般观众而言，他们观看的影视作品数量有限，“二创”短视频正好为其提供了“浏览器+文章摘要”。一些观众以往没看过相关作品，通过“二创”短视频对原作产生了兴趣，接着主动欣赏原作。在此情形下，“二创”短视频能够为原作迅速积累起口碑，产生“自来水”效应。现实中，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例子。一些中小成本电影，艺术质量不错，但囿于经费限制，没有进行大规模宣发，很多观众起初并不了解，但在“二创”短视频的接力传播下，观众知道了影片并主动走进影院。其实，对观众来说，大家更希望“二创”短视频，能够与影视艺术形成某种程度的跨媒介、跨平台互动，那样能够丰富影视产品的类型。

　　从发展的眼光看，“二创”短视频与影视原作的传播并非“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二创”短视频与影视作品的宣传营销应该形成良性互动，建立起适应媒介融合的影视传播体系。以电影宣发为例，随着传播渠道的变化，很多传统视频物料的传播效能在不断下降。在新的传播环境下，电影的宣发营销，完全可以利用短视频的形式来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比如，宣发公司可以与数以百万计的“游击队”UP主合作，在影视剪辑、逻辑把握、亮点选取、用户心理理解等方面形成合力，最大化地扩大影片的影响力。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时代已经到来，文化产品的创作手段面临着跨维度变革，如近年来兴起的AI写作、AI绘画等，都对传统的版权概念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二创”短视频所引发的思考不过是一个前奏曲。

　　什么是短视频？只有时长这一个维度吗？看待短视频，时长是一个维度，但不是唯一的维度。未来，随着短视频作品品质的提高以及硬件技术的发展，短视频的传播将不再囿于移动端，它可能会成为一种广泛存在的娱乐形式。从这个意义上看，“二创”短视频在未来甚至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作品类型。

　　着眼于未来，我们非常期望能够构建起适应互联网时代的版权机制，在尊重版权、合法合理使用原作的前提下，发挥“二创”短视频剪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提升其独创性，这也是对影视原作审美价值和情感力量的强化与放大。同时，我们也期待长短视频平台在探索影视内容知识产权使用规范化方面携手同行。

　　我们欣喜地看到，业内诸如抖音和爱奇艺这样的长短视频平台已经启动合作：爱奇艺将向抖音授权其内容资产中拥有网络传播权及转授权的长视频内容用于短视频创作。在具体操作层面，双方对解说、混剪、拆条等短视频二创形态进行了约定。这种合作是一次短视频创作者和影视版权方互利共赢的良性互动，是一种顺应互联网和UGC（用户原创内容，即用户将自己原创的内容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展示或者提供给其他用户）大趋势的双向奔赴。我们希望这种合作能够形成示范带动作用，推动长视频内容知识产权的规范使用，助力“二创”短视频持续健康发展。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1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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