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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发彩票2024-04-04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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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做强做优打造新增长极******

　　过去五年，福建紧紧扭住发展第一要务，跑出了高质量发展“加速度”。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经济体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如何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打造富强福建？代表们纷纷建言献策。

　　“四大经济”是福建新增长极，也是代表们热议的重点。

　　“以‘智慧海洋’带动海洋信息化深入发展，是推动福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省人大代表、闽江学院副教授黄蕾在调研中发现，当前我省海洋信息产业在规模化、市场化和产业化程度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重点企业数量少、数字化水平较低，涉海数据资源较为分散，数据共享使用审批难度大，涉海业务应用协同难度较大等问题较为凸显。

　　“要大力发展海洋信息产业，构建智慧海洋发展新模式，助力我省加快打造海洋强省。”黄蕾建议，应尽快扭转“传统海洋产业强、海洋科技弱”的不利局面。她认为，要构建“感传知用”智慧海洋全产业链体系，集成涉海政产学研金等创新要素和创新资源，加强顶层设计，出台专项规划给予赋能支撑；大力发展海洋电子信息产业，深化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在海洋领域的融合应用；搭建海洋产业工业互联网，深入推进海洋产业数字化转型，以数据赋能海洋强省建设；发挥金融指引作用，加大蓝色金融支持力度，并加快智慧海洋产业载体建设；围绕产业链布局学科链，积极打造复合型海洋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不断提升强化海洋产业政策研究能力，全力打造国家级海洋特色智库。

　　新能源汽车是绿色低碳新兴产业的重要增长极。省人大代表，永安市委副书记、市长温欣传认为：“新能源汽车将带动我省汽车产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期，并为‘双碳’目标实现提供助力。率先对新能源商用汽车产业进行布局，将有助于创造更多新能源交通应用场景，也会带动更多新能源产业链强企布局福建，提升福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发展质量。”

　　温欣传建议，大力推进对公市场使用新能源商用车，鼓励开展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试点，鼓励使用省内企业生产的新能源汽车。同时，加大新能源商用车政策扶持力度，适当降低省内生产企业申报新能源汽车补助政策的门槛，并对在省内推广新能源汽车予以一定的奖励支持。支持新能源商用车下乡，在路权、电价、停车、高速收费等方面给予省内新能源商用车倾斜。

　　如何持续做强万亿级支柱产业？

　　来自漳州的省人大代表戴鹏飞表示，作为全国七大石化产业基地之一，目前古雷石化产业园在经济体量、产业基础上与国内外一流石化园区还存在差距。应发挥优势，加快闽台石化产业融合发展。

　　戴鹏飞建议，积极打造两岸石化行业共同市场福建样板，继续推动古雷开发区升格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深化闽台石化产业双循环新模式，逐步建立上中下游完整的闽台大石化产业合作体系。对标国内外一流石化园区，在要素保障等方面补齐短板。

　　只有过硬的质量，才有过硬的品牌，才能在广阔的国内国际市场上开疆拓土。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聚焦质量品牌建设，引导企业以高标准引领高质量，以高质量创建名品牌。这对于提升制造业竞争力，具有很强的指导性。”省人大代表、才子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总裁蔡伟生深有体会地表示，才子服饰深耕行业40多年，始终坚持把品牌建设摆在企业发展的第一位，通过品牌提升产品竞争，重塑文化自信。品牌就是持久的竞争力，就是营商环境，我省数字品牌、绿色品牌、服务品牌等，都是一张张“金名片”。建议政府、部门和企业进一步深化密切配合和通力合作，坚持保牌与创牌并举，久久为功，营造品牌成长的优良环境，打造更多叫得响的“金字招牌”。（王永珍李珂）

东西问｜尹仑：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中新社昆明12月14日电题：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专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

　　作者陈静

　　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往往也是文化多样性富集地区。中国是世界12个生物多样性大国之一，文化多样性亦非常丰富，56个民族创造了众多保护和利用生物物种资源的传统知识。这些传统知识不仅有巨大的商业与经济价值，还对生态安全屏障和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举行之际，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探讨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等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什么是传统知识？中国民族传统知识中蕴藏了哪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智慧？

　　尹仑：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定义，传统知识是指在长期的经验基础上形成的、适应地方文化和环境的知识、创新和实践。它属于集体，可以通过书面形式代代相传，也可以通过歌曲、传说、谚语、信仰、习惯法和土著语言表达。

　　在中国生态环境部2014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分类、调查与编目技术规定(试行)》中，传统知识被划分为五个类别，分别为：传统选育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传统医药相关知识、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的传统技术及生产生活方式、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文化、传统生物地理标志产品相关知识。

　　例如，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以神山卡瓦格博(云南最高峰)为核心的传统信仰体系，这一神山信仰体系包括周边的300多座神山。村民相信神山上包括动植物在内的一切都属于神山，是不可侵犯的，如果擅自猎取或采伐，将惹怒神山，用暴雨和泥石流对村庄进行报复。在此基础上，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禁止在神山砍伐树木，盗挖药材，污染泉水、河流和湖泊等相关传统习惯法。这些传统习惯法在客观上保护了神山及周围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资源，形成了事实上的自然保护区。

游客在观景台欣赏梅里雪山美景。李嘉娴摄

　　再以传统选育和利用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为例。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基诺山的基诺族，从事以陆稻种植为主的轮作农业。当前，基诺族的轮作农业中保存着陆稻品种96种，根据其成熟时间和特点，划分为早熟品种16种、中熟品种35种、晚熟品种20种、糯稻品种25种，并在不同海拔高度和气候条件的土地上，按照不同年份种植不同品种，以追求粮食产量最大化。通过长期积累的认知经验和知识，保护和促进了基诺山陆稻品种的多样性，并进一步孕育了当地以陆稻种质资源为代表的农作物遗传多样性。

　　可以说，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在客观上保护了当地生物遗传资源的多样性，使这些地区成为保存和利用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的“基因库”。这一“基因库”富有生命力，处于动态的变化和发展中。

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工作人员在安装红外相机，用于监测拍摄野生动物。该保护区是最大的生物物种基因库。陈骥旻摄

　　中新社记者：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传统知识起到何种作用？

　　尹仑：传统知识在自然保护中的价值与作用，受到了COP15的重视。《昆明宣言》的17条承诺提到：“加强和建立有效的保护地体系，采取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和空间规划工具……认识到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权利并确保他们充分有效参与。”

　　中国各民族生活在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中，包括森林、沙漠、高原、冰原、旱地、海滨等，世世代代积累形成了与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并随着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的变迁不断发展和创新。

　　传统知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什么作用？以传统知识中的生态习惯法为例，不仅有通常理解的、直接对动植物进行保护的传统信仰和行为准则，也有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进行分类、储藏、有效利用、综合管理、惠益分享和促进发展的传统知识和技术实践。

　　因此，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而言，传统生态习惯法不只是单一的保护准则，更是一个综合治理体系。例如地处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澜沧江大峡谷的佳碧村，存在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群体性组织“姐妹会”。“姐妹会”制定了封山育林的村规民约，禁止砍伐树木和破坏森林植被，确定了封山育林的森林、树种、海拔和山坡位置，有利于高海拔地区树木和整个森林的生长。同时，“姐妹会”开展植树造林，最大程度恢复树种多样性，维护了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

　　综上所述，中国各民族有着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的传统知识，并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与生物遗传多样性相关的生态习惯法，促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并进一步在生物物种资源保护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高级别会议正式通过“昆明宣言”。刘冉阳摄

　　中新社记者：COP15第二阶段会议已经召开，您对未来如何更好发挥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作用有何建议？

　　尹仑：正在举行的COP15第二阶段会议将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该框架中的2030行动计划具体目标13提到：“确保通过相互商定的条件和事先知情同意等方式，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因此，我们应该思索“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这一主题，在相关国家法律和国际公约中承认并纳入生态习惯法的有益部分，从而实现传统知识及其生态习惯法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的主流化。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开幕。余瑞冬摄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相关行动计划和地方性法规都提及了传统知识。2010年9月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指出，要开展试点示范，抢救性保护和传承相关传统知识，探索建立生物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共享制度，协调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利益关系。同时，调查少数民族地区与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建立数据库，开展惠益共享的研究与示范。

　　2018年9月，云南省率先制定和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地方性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这一条例虽然提到了传统知识，但只是个别条款的原则规定，缺少可执行的细则及措施。

　　当前，印度、巴西、南非、马来西亚等国已制定生物物种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法律和制度，逐步开始承认和接受原住民、世居民族、土著民族和地方社区等传统民族社会的生态习惯法和制度，并将其融入现代环境法律体系。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在“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进一步探索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保护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特殊路径和专门制度。例如，中国可在生物多样性资源和传统生态文化丰富的云南，基于相关传统知识，形成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地方机制，并将其进一步纳入《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中，弥补其不足。传统知识介入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治建设，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就有法可依，可以从根本上防止生物物种资源流失。(完)

　　受访者简介：

　　尹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云南中心研究员，西南林业大学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研究员，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主要从事气候人类学、民族生态学、灾害风险综合治理、生态文明和生物多样性法治建设等问题研究。出版以《气候人类学》为代表的专著4部，在CSSCI和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32篇，累计公开发表学术成果300余万字。